電影：伊朗式分居（ Jodaeiye Nader az Simin /A Separation)
編導：Asghar Farhadi
電影的結局很有味道。決定離婚的男女主角為爭奪女兒的撫養權而鬧上法庭，最後雙方同意讓女兒自行決定前路。女兒 Termeh 流着淚做決定，卻不願在父母面前揭曉答案，於是法官要父親 Nadar 與母親 Simin 到法庭外等待裁決，他們只好在走廊乾着急，片尾音樂響起，電影卻在焦燥的沉默中完結。
Termeh 的選擇不重要，這答案不重要，或者應該說，這電影已經清晰地交待答案﹣無論選的是 Nadar 還是 Simin，她都不會開心。她的眼淚，就是答案。
電影的開端很有意思。Nadar 與 Simin 為離婚在法庭上爭持不休， Simin 堅持要出國為女兒謀求更好生活，而 Nadar 則希望留在伊朗照顧患有老人痴呆症的父親。法官問 Simin：「為什麼在這裡成長的孩子就不會好﹖難道孩子單親地到外國會比在這裡有父母的好嗎﹖」她語塞。
究竟 Simin 心目中的伊朗是什麼鬼地方呢﹖為什麼她要急着離開呢﹖也許這是編導 Asghar Farhadi 最希望剖析的問題，也是這電影最重要的關懷。
據聞這電影曾經被伊朗政府封殺，但就是因為那法官的一個「為什麼在這裡成長的孩子就不會好」的質問而被解救。可是，這質問似乎並非為伊朗辯護，因為故事的發展對伊朗社會的批判半點也不隱晦，甚至是無比深刻。那質問，不過是批判的序曲。
Nadar 與 Simin 之間的衝突是現代婚姻的問題，特點是由社會擠壓而成，甚至似是社會問題多於感情問題。他們的愛情沒有變質，這段十四年的婚姻仍然充滿關愛，Nadar 會因為妻子的離去而痛哭，Simin 亦會為丈夫的官司無條件地奔波，然而卻因為是否移居美國的分歧而鬧翻。移居問題當然牽涉兩者價值觀的差異，但這同時反映了婚姻被社會問題入侵，形成破裂。現代的婚姻，承擔了社會問題的重量。
在男尊女卑的伊朗，女性在多方面皆缺乏出路，這點在漫畫《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已被深刻地提出過。 Simin 要女兒出國的心情，也許就如《我在伊朗長大》中女主角的母親般，怎樣也要女兒出國做一個自由女人一樣，而這種渴求自由的心態似乎在近二、三十年來都沒有大改變。也許， Simin 出國的決定也有自私成分，因為她在伊朗也沒有出頭的空間（她有在積極進修）。或許是因為這份自私，他才會被法官問至語塞。
出國與否的煩惱只會出現在 Simin 這種中產身上，至少被聘來照顧 Nadar 老父的傭人Razieh 就沒有出國的本錢，於是只好瞞着失業的丈夫出來工作。她每天要清晨五時出門，千里迢迢的到城市工作，而且工資不怎麼理想，情況比香港的悲情城市問題更可悲。對於 Razieh，更可悲的是工作與價值觀有重大衝突，例如要瞞着丈夫打工，替 Nadar 老父換褲或有違伊斯蘭教條等，結果她每天都要應付現實與價值間衝突帶來的挑戰，身心疲累。
Razieh 需要面對的挑戰明顯是普遍的。在現代社會的發展的過程中，女性開始投身社會，她們在家庭的角色懸空，必然會衍生出各樣問題。在這個掙扎的過程中，傳統的家庭價觀念不斷被挑戰，雙方不斷地讓步或容忍，形成不能修補的裂縫。然而，裂縫沒有被修補，社會反而不斷沿着這些裂縫演變。有的人稱這演變為畸形，有的則稱之為進化。某程度上， Razieh 與 Simin 所面對的問題性質相似，前者為現實投身社會，卻要面對一切對婚姻觀念與宗教信仰的挑戰；後者為前景擔憂，於是拼命向美國進發，卻要解決與丈夫的意見分歧與放棄家庭責任等棘手問題。當然，兩者最後的選擇都不同﹣結果前者仍堅守伊斯蘭的教義，後者則決定拋開一切。
再梳理的話， Razieh 代表的是伊斯蘭社會的價值，盡心照顧老父的 Nadar 代表的是伊朗傳統的家庭價值，而 Simin 的則是現代社會的價值，或者近似西方價值。三者有矛盾的地方，亦有可融洽共處的地方，電影中也處處展示和解共生的可能性。不過，只要任何一方走得激進，就只會產生漩渦，必須從中抉擇。
在這個漩渦中掙扎的是年僅十歲的 Termeh （穿鑿地說，這名字與伊朗首都德黑蘭 Tehran 相當相似），而她就像現代的伊朗一樣要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抉擇。答案呢﹖無論選的是傳統還是現代，她都不會開心。她的眼淚，就是答案。這結論有點像張之洞為中國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僅是一個操作性欠奉的指導方向。
另外，這種社會發展也在擠壓信仰的生存空間，最後雖然事件得到解決，忠於伊斯蘭教義的 Razieh 最後卻慘淡收場，其信仰甚至被 Nadar 利用，這也許是編導另一個重要的關懷。
另外，這種社會發展也在擠壓信仰的生存空間，最後雖然事件得到解決，忠於伊斯蘭教義的 Razieh 最後卻慘淡收場，其信仰甚至被 Nadar 利用，這也許是編導另一個重要的關懷。
價值的衝突與分裂令伊朗失去平衡，這是編導對現代伊朗的核心批判，而在他眼中似乎沒有解決方向，只有對後果的預測。在成年人爭吵的過程中， Termeh 與 Razieh 的女兒一直都是很要好的玩伴，但到最後，Razieh 的女兒還是仇視着 Termeh 一家﹣如果價值觀衝突帶來的社會問題不解決，仇恨只會一代一代地被繼承下去。
社會問題的重量，下一代的感受永遠最深。電影最深刻的，就是 Termeh 的眼淚與 Razieh 女兒的仇恨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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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式分居》是伊朗的低成本作品，探討的是很本土的社會議題。從何時起，這類電影在香港絕跡了，剩下的只有大製作大派頭的警匪片、戰爭片，就連講溫情的《桃姐》都要巨星聯手，邁向國際才能製造話題。為什麼電影藝術就不能透過刻劃社會的問題而備受關注﹖
成功例子當然不是沒有，如《天水圍的日與夜》等，但不淪不類的例子更多，例如《短暫的生命》探討的是香港畸型家庭的問題，但當中卻滲入了不知所謂的裸露鏡頭與誇張失實的警察盤問情節。以前的電影儼如香港的社會史，現在的電影裡已經看不到香港。
就算不是探討社會問題，香港的電影也不能鞏固我們的核心價值。《伊朗式分居》中的 Razieh 堅持的伊斯蘭教義，而伊斯蘭教義（什葉派）正代表了伊朗的核心價值，而香港的呢﹖以前《富貴逼人》、《富貴黃金屋》等電影總像是宣揚香港式的家庭價值與獅子山精神，賀歲片亦如是。現在的電影，我看不到香港的面貌，只有愈來愈多的內地演員。
「核心價值」在香港是極模糊的概念，但我們卻弔詭地認為那是無比清晰的概念。我們對「自由」、「法治」等所謂的共識「核心價值」都是以類似「負向神學」（Negative Theology）的邏輯去了解－要了解什麼「自由」，先要了解什麼是「不自由」。可是，這方法真的可以讓我們真正了解那些「核心價值」嗎﹖最可怕的是，當我們高舉「核心價值」的同時，彷彿這行動本身已經確立了「核心價值」，將一種空虛看待成不能動搖的實體。唐英年的「捍衞核心價值是最核心的核心價值」所示範的就是這種空虛。我相信藝術在確立「核心價值」的漫長歷程中是重要的推動者，也是演繹歷史的重要面向之一。
記得埃及變天之時，不少評論員都表示期待有相關的文藝創作來豐富這段重要的歷史，也記得相關辛亥革命的藝術創作是多麼的貧乏，不禁令我認為香港的「核心價值」空虛是否與不重視藝術的文化有關。也許，在文化沙漠中栽種不了真正的核心價值。
很希望香港也會有愈來愈多的《伊朗式分居》類電影，讓我們重新面對香港，重塑香港。
email: rchrepor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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