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時代的愛，與不愛

書名：《我愛過的那個時代》(「マイバックページ、ある６０年代の物語」)

作者：川本三郎

譯者：賴明珠

近年中學老師給學生的建議課外閱讀書目，冒出了一大堆《心靈雞湯》類的作品。我在很久以前讀過一兩本之後就沒有再讀了，因為太簡單。這類書或許有存在價值，尤其在空虛的年代，但不宜濫，至少不能因為這類書而疏遠歷史、放棄經典閱讀。換個角度說，人生需要小故事帶來的小感動，但也（更）需要有力的震撼與感動。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能夠帶來一種歷史的震撼和感動。

《我》可謂川本三郎的回憶錄，以第一人稱記述他在日本全共鬥年代的種種回憶，有大事亦有小事。全共鬥年代是日本六、七十年代的思潮震盪，焦燥的社會彌漫着一種「我們可以改變世界」的空氣，有人積極為社會理想抗爭，有人消極逃離動盪不安的社會，拼命尋找寧定，但無論如何，這個時代是一道久久不癒的傷口，是不少日本隱痛的回憶，卻同時孕育出不少藝術創作。日本就在這個破壞過程中建立起新的價值秩序。

社會運動近年在香港成為一種被邊緣化的主流，這說法矛盾吧﹖主流，因為能夠對抗不合理的建制勢力的方法不多，於是社會運動成為沒有辦法中的辦法，號召力與日俱增。被邊緣化，因為不少社會運動被上一輩視為離經叛道，被標籖為激進、暴力，因此沒有被認同。將香港的社會運動與《我》中描述的全共鬥年代比較，香港的運動似乎沒有建立一種可以持續的意識形態，總有一種為反對而反對的味道。這種運動可以持久嗎﹖這當然未必是香港人的問題，資本主義為現代社會帶來龐大的無力感，或者一切就如哲學家 Slavoj Zizek 在佔領華爾街演說中所謂：我們很清楚自己不要什麼，卻講不出我們想要什麼。

回顧日本全共鬥的歷史，就是要重新感受那種「我們可以改變世界」的氛圍，而這氛圍背後就是一種「我們希望世界變成這樣」的熱情與企圖心。香港沒有那種「我們可以改變世界」的氛圍，反而像是在強權欺凌下的一種無奈掙扎；我們當然也沒有「我們希望世界變成這樣」的熱情與企圖心，因為我們都沒有前進的方向。的確，那動盪的年代並不溫柔，如果用現代香港的語言來形容，更是一種赤祼的暴力，至少「東大安田講堂事件」一定不會被社會認同。不過，每當我們回顧歷史，卻又不能否定學生的勇敢與熱情，我們甚至懷疑一個沒有勇敢與熱情的社會能否真正前進。

以勇敢與熱情抵抗制度暴力，這真的不溫柔嗎﹖

《我》的第一章援引了電影《沒有陽光》（Sans soleil）中的一段獨白：「如果不懷抱幻想去愛，就是所謂的愛，我，可以說愛過那個世代。……就像切．格瓦拉說的那樣，讓所有『對任何不義氣憤填膺的同志』都站起來，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所以，我絕對不允許別人說，二十歲不是最美的季節。」

當我們將這種溫柔定性為激進與暴力，只會令社會失去生命。

因為這段獨白，我愛上了這本書。一本書的開始真的相當重要。我想起了卡繆的《瘟疫》中有一個市政府職員格蘭，每天晚上都努力寫作，希望用文字感動很久以前離開他的妻子。格蘭就是不斷不斷地重複修改小說的第一句，就是希望令每一個讀到這句的人都會立即向他脫帽敬禮致意。不過，當他因瘟疫離世時，他的朋友方發覺他留下的五十多頁原稿所寫的全部都是那第一句。開端，真的相當重要。


熱情是社會邁進不可或缺的原料，但如果我們只懂懷着一腔熱血向前衝，我們能夠走遠嗎﹖格蘭沒有完成那部可以感動妻子的小說，也沒有得到誰為他脫帽致意，但他為作品建立鞏固基礎的努力還是有重大的意義。


川本三郎在《我》最後講的是一個記者在專業操守與社會道德之間的衝突與抉擇﹣他採訪一個激進社會運動份子，而那人最後成了殺人犯，究竟他作為記者應該為消息的來源保密還是向警方供出犯人的消息﹖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也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川本要守住的是專業操守，卻備受社會的苛責，他在見證身邊的人迅速向社會屈服的同時也對自己的信念作出嚴厲拷問。川本對記者這份工作的熱誠是無庸置疑的，但擁有熱誠不代表毋須思考，尤其是對與錯之間的思考。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川本的哥哥告訴他：「有一個人死了啊！」川本才驚覺自己的「專業思考」偏離了一般人的思考範疇，也即是他忽略了最根本的道德思考。


《我》先談對社會的「溫柔」，然後是個人的道德掙扎，有如在告訴我們（尤其是香港人）要保持推動社會的熱誠，同時不要停止思考，要走對的路。這是我喜歡這書的第二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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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迄，想起《瘟疫》中的記者塔霍的一句話：「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瘟疫；沒有一個人，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免除得了的。」不知為何，總覺得這句話正在遙遙的呼應《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也在呼應我所愛與不愛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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